舆情紧急处理摘要
舆情处理本文以2013年以来13个大妈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方法，分析网络环境下“大妈”群体负面形象的形成路径。研究从媒体报道、事实逻辑和社会因素三个角度共提炼出8个条件变量，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网络媒体高参与度成为“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必要条件，并得出“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2条典型的组合路径，其中“负面事件*网媒首发*网媒高参与度*主体未回应*未形成多元观点”为解释力最强的条件组合，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和讨论了“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网络舆论场”效应。
舆情紧急处理 - 网络舆情监测、处理应对图
舆情引导处理心得“大妈”在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焦点，原本仅是中国社会关系纽带中的一环，却在不经意间成为社会公众集体围观和“审判”的对象。“抢金大妈”、“广场舞大妈”等“大妈”群体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逐渐在网民心中形成一种颇为负面化的形象。在网络环境下，网民心中“大妈”负面形象的形成遵循怎样的路径？有哪些因素或因素的组合在“大妈”负面形象形成中起作用？
扫黑除恶舆情处理方案
舆情紧急处理一、文献综述
企业舆情监控处理关于“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研究，有学者从媒体报道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媒体在推进和强化负面化形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Dahmen&Cozma,2009；Minichiello,2000）。
如有学者提出媒体报道具有传播偏好，“为追求经济效益，吸引眼球，迎合受众，更乐意选择具有奇观化的新闻来炒作。”（徐晓婷、楼旭东，2016）。
也有学者从新闻报道者的角度切入，认为不少新闻从业者的“观念错误——以歧视代替冲突”、“报道技巧运用不当——以角色代替个体”，将符合“大妈”这一群像角色标准的女性归入“大妈”群体进行报道，过分突出并放大了该群体的共性特征（陈宇晴，2016）。
还有部分研究从新闻文本的叙事特征和话语运用展开分析。如赵光怀（2015）认为关于“大妈”的负面新闻文本在叙事上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夸张性：“炒金”系列报道将理性经济行为与“大妈”盲目投资相对应；广场舞系列报道将市民与广场舞“大妈”的冲突事件作为报道重点，强化广场舞的“扰民”效果；“扶不扶”系列报道将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行与大妈“讹诈”的不道德行为间的矛盾冲突作为报道重点。而从新闻报道的话语运用看，具有鲜明的情绪化与感性化特征。而这样的报道内容导致其他群体对于“大妈”群体的形象认知多集中于负面（Samiera,2011；李玲莉，2015）。
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传播形态迅速崛起，在助推舆论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有学者提出：涉及“大妈”的负面信息更多是通过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传播，对舆论偏向的形成发挥了显性或隐性作用。“无论是从新闻报道看，还是从媒介形态看，都没有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而是出现一边倒现象，‘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赵光怀，2015）
虽然专业媒体报道或网络爆料在一定程度上过分放大了“大妈”群体的负面特点，但也无法忽视社会发展与变革在负面化形象产生中所起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市场化改革所驱动的“去集体化”过程，快速将中国社会推向以相互疏离为基本特征的个体化社会。“大妈”群体尚未来得及释放集体人格的力量，便不得不面对一个“高度个体化”的时代（张兆曙、王建，2013）。“大妈”群体呈现出的“聚集性”特征正是集体化人格与个体化社会之间发生碰撞的产物（张兆曙，2015）。而随着整个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妈”群体过去的“权威”形象也在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的碰撞中近乎坍塌，其威严逐渐丧失（Enguerran,2009；Courbage&Todd,2007）。此外，王静和方兴（2016）在研究中指出：多数大妈曾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年代，当他们从工作和家庭压力中解脱后，渴望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因此更容易轻信被商家夸大效果的保健产品，体现出非理性倾向。
而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到当下“大妈”群体的网络使用状况时，就会发现“数字化生存”时代该群体自身的话语表达缺失。Koskinen（2012）研究认为话语缺失是导致媒体形象多为负面的重要原因。赵光怀（2015）认为无论是在专业化的各类媒介中，还是在非业态的网络新媒体中，“大妈”们都无法在其中形成自我主导的话语权，更很少以传播者或报道者身份主动发声，“其中既有能力不足的客观制约问题，也存在主观上不作为的能动性缺失问题。”其形象在被他者构建后，逐渐成为被社会公众集体围观、“审判”的对象。
此外，有学者从社会公共管理的视角对“广场舞”事件中“大妈”负面形象的形成展开研究：韩杰（2015）认为负面形象出现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公共资源不足所导致的民生问题。王芊霓（2015）则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广场舞中“大妈”群体“负形象”的出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社会期待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是对它的主要参与者——中高龄女性行为的社会期望：期待他们安分的、在家庭内部照顾老人与在公共空间“扭动”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空间如何被利用的期待：期待公共空间的安静有序与现实中的热闹聒噪的冲突。
从社会秩序的大广角来看，赵光怀（2015）认为负面形象的形成是社会公众在缺乏理性基础、找不到恰当表达方式，而又有强烈表达愿望状态下的一种情绪化表达与宣泄。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大妈”在炒金中的挥金如土与青年群体生活的窘迫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社会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妈”在“广场舞”中的悠然与工作群体的紧迫亦呈现出强烈反差，体现了社会生产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大妈”在公交车等公共场所的各种强势行为，体现了社会在公共资源使用与分配方面存在不公平等问题。在这种语境背后的社会现实中，“大妈”群体形象的负面化特征也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大都倾向于从单个理论视角或学科视角切入展开。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研究在量化及质化方面都进行了尝试，主要着眼于对大众眼中的群体形象进行研究，但却无法提供负面形象的产生路径；国内虽有不少研究着眼于负面形象的形成，但大多采用思辨类研究，一是阐释的主观性较强；二是缺乏对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探讨，可正如前文所述，网络环境下“大妈”负面形象的形成并非单一原因所导致的。考虑到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较为适合分析由多因共同作用导致某一现象形成的研究，本次研究将使用该法，探究 “大妈”负面形象的形成路径，将结论建立在对事物的客观辩证与系统认识之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下文简称 QCA）由拉金在1987年提出，是一种以案例为导向的理论集合研究方法（周俊、王敏，2016）。具体可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与时序性（TQCA）定性比较分析（何俊志，2013）。
根据拉金的研究成果，csQCA的基础在于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二分赋值（1/0）：赋值为1表示“是”或“出现”；赋值为0表示“否”或“不出现”；用“*”表示“和”；用“+”表示“或”；用“→”表示“导致”（毛湛文，2016）。其基于“与”、“或”、“非”的集合运算逻辑，允许分析者把变量的几个不同组合看成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使得同一结果的多路径解释成为了可能（詹姆士?马洪尼，2012）。
运用csQCA展开研究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建设研究案例库，根据研究目的确立结果变量及其二分赋值标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对可能导致结果发生的多方因素进行归纳、整合，设计出条件变量；在每个案例中用1/0为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值，以表示这些变量所代表的因素出现/不出现（周俊、王敏，2016）。赋值完成后得到逻辑真值表，通过QCA 分析软件进行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计算。
总体而言，QCA适用于中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对多重诱因引发的复杂现象，QCA 较为适用（毛湛文，2016）。本研究探索“大妈”群体负面形象的形成路径，需要针对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而通过综述梳理，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大妈”负面形象形成路径的复杂性，而 QCA 方法对影响因素的组合的关注，适应了本研究主题的多因特征（黄荣贵、桂勇，2009；李蔚、何海兵，2015）。
（二）案例样本的选择
本文聚焦于网络环境下“大妈”群体负面形象的形成路径，样本量本身有限，且QCA规定案例对象的容量在中等规模为宜，因此，本文基于立意抽样的原则，选择具有典型性和多样性特征的大妈事件作为研究案例。
考虑到2013年“华尔街抢金大妈”事件之后“大妈”群体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案例的选取以2013年作为起始点，在慧科搜索数据库、新浪微博、百度指数等平台进行案例的筛选及复查和对比，并综合考虑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文本检索的实现程度等条件，最终确定2013年至2016年发生的共13例大妈事件作为研究案例。下表按照案例的发生时间顺序罗列了案例的基本信息。
（三）条件变量的设计
1、媒体报道变量
（1）主流媒体报道态度是否客观中立
大妈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将会使更多的受众了解事件本身并影响大妈的形象建构。主流媒体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其报道蕴含的态度会影响或强化受众的认知。Samiera（2011）和李玲莉（2015）认为由于新闻报道的话语运用具有鲜明的情绪化与感性化特征，不断助推形成“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因此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会是建构大妈负面化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这一条件变量的赋值中，以新闻文本的叙事特征和话语特征作为衡量标准。若主流媒体在大妈事件的报道中，叙事风格和话语特征没有较为明显的戏剧化、夸张性，也无特定偏向，赋值为1；若叙事风格与文本内容带有较为明显的戏剧化和夸张性、或有包含媒体态度的话语，则赋值为0。具体到本次研究中，从13个案例的统计结果来看，主流媒体报道态度具有夸张性、戏剧化特征的案例占比达到46.2%。
（2）网络媒体参与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网络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在助推社会舆论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网络媒体集聚大量网络用户，其传播效率大大超越了传统纸质媒体，许多大妈事件会在网络媒体上得以发布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迅速形成受众对大妈负面形象的建构，另一方面，网络媒体中有不少都倾向于选择具有新鲜奇特特征的新闻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徐晓婷、楼旭东，2016）。因此本研究认为网络媒体的参与度可能是大妈负面形象产生的一个因素。
本研究将网络媒体的参与度这一变量分为网络媒体的高参与度与网络媒体的低参与度。其中，网络媒体指新浪新闻、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等新闻门户网站以及新浪微博中的媒体官微。在我们所选取的案例中，若关于某一大妈事件参与报道的新闻门户网站及媒体官微的总数量超过5家，则认为是高参与度，将其赋值为1；若其发布条数少于或等于5家，则认为是低参与度，将其赋值为0。聚焦于案例，会发现有92.3%的案例中的网络媒体表现出高参与度特征。
（3）首发平台
首发平台是关于大妈事件率先得以发布的平台。有一部分大妈事件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首发后受到舆论关注，也有一部分大妈事件是先在网络平台上发酵，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最终形成“大妈” 群体的负面形象。龚文彬和陈坤（2015）曾分析微博中“大妈”的负面形象呈现，认为微博“内容创建和发布的门槛底”，很多内容经由微博首发，从而成为负面形象“滋生的温床”。因此本研究中将大妈事件的首发平台纳入条件变量之一加以考量。在具体赋值中，将首发平台分为传统媒体平台首发和网络平台首发。若首发平台是传统媒体，则将该变量赋值为1；若首发平台是网络平台，则赋值为0。在本次研究中，53.8%的案例由网络媒体首发。
2、事实逻辑变量
（1）事件属性
从我们案例的情况来看，“广东女孩扶大妈被讹”因为事件本身是关于“大妈”的负面事件，极有可能产生负面化的大妈形象；而“5万大妈同跳广场舞成功挑战吉尼斯纪录事件”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关于“大妈”群体的负面化信息，然而微博上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嘲笑和谩骂，称“跳个广场舞，丢脸丢到国外了”。因此，研究大妈负面形象的产生，需要考虑事件自身的属性，即事件本身是否为负面，它也可能会对大妈形象的认知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事件属性为负面是指：事件主体在具体案例中的行为不被主流道德、法律法规等体系所接受和允许的，赋值为1；如果主体在事件中的行为可以被主流道德、法律法规体系所接受、认可和允许，或者并不包含明显的正面或负面属性，而是呈现出中性的特征，则赋值为0。从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来看，有53.8%的案例事件中大妈的形象呈现出“负面化”属性。
（2）情感互文
集体记忆是社会公众对于一起事件共同构建的回忆。集体记忆“连续论”认为，事件发生后，公众集体记忆会暂时“潜伏”，当有新的类似事件发生时，关于事件的记忆会被唤醒，“与过去联结”（陈振华，2016），过去构建的认知会对当下事件的判断造成影响。所以当一件案例发生时，公众对于该类案例的既有社会认知会影响他们对当下案例的评价，这种情况称为情感互文。当“大妈事件”发生时，若在此之前存在类似事件，会引起公众关于该类事件的情绪再现，进而影响对当下事件的态度。因此，就情感互文角度，本研究将其划分为“之前有类似事件发生”和“独立发生，之前无相关事件”。
“之前有类似事件发生”指的是事件在情节、性质上与曾经发生的案例有共同之处，如“大妈在高速公路绿化带跳广场舞”案例发生前有“大妈因交通摩擦爬上对方车顶跳广场舞”发生，赋值为1；反之则为“独立发生，之前无相关事件”，赋值为0。综观案例的统计数据，有69.2%的“大妈”事件在情节、性质上与曾经发生的案例有共同之处。
（3）关涉主体是否发声回应
研究大妈负面形象的产生，从关涉主体自身来看，是否主动发声回应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变量。此前就有学者提出，话语缺失是导致媒体形象多为负面的重要原因（Koskinen，2012）。无论是在专业化的各类媒介中，还是在非业态的网络新媒体中，“大妈”们都无法在其中形成自我主导的话语权，其形象在被他者构建后，逐渐成为了被社会公众集体围观、“审判”的对象（赵光怀，2015）。一方面，关涉主体是否发声回应，会影响到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进而影响公众对事实的认知；另一方面，关涉主体是否通过一定渠道（例如报纸、电视、微博等）发声或回应，进行自我话语表达，会影响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因此，大妈群体是否发声回应也是需要纳入考虑的变量。
如若关涉主体主动发声回应，或者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被动发声回应等，赋值为1；如果关涉主体既没有主动发声回应，也没有通过接受媒体采访被动发声回应，则赋值为0。对应到研究中，会发现有69.2%的案例中关涉的“大妈”主体都没有主动或被动发声、处于失语状态。
3、社会因素变量
（1）社会冲突关联点
社会冲突关联点指的就是大妈事件与当时的某些社会问题是否有相关联的地方。赵光怀（2015）认为在中国当今社会现实语境中，“大妈”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其中隐含着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中的诸多矛盾。如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大妈在炒金中挥金如土与青年群体生活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我们认为在大妈事件中，事件背后是否隐含着一定的社会冲突对于大妈负面形象的出现与否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在具体的赋值中，通过对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分析来判断相关事件是否存在社会冲突关联点，如果主流媒体评论中分析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冲突则赋值为1，若评论内容仅局限于事件本身并没有进行对背后问题的讨论则赋值为0。在本次研究中，涉及社会冲突关联点的案例占比为38.5%。
（2）观点是否多元
对于大妈事件本身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多元程度会对最后负面形象是否产生有所影响。刘银姣（2014）认为，在网络舆论热点事件中，各个认知主体竞相发声，热烈讨论，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多种声音相互交织，导致同一当事人被建构出多重身份范畴。所以我们认为相关观点是否多元对于大妈负面形象的出现与否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
衡量观点是否多元，使用微博爬虫工具，查看在对于相关事件的评论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占比程度，如果对于相关事件的评论中没有一种观点占比超过50%则赋值为1，如果有一种观点占比超过了50%则赋值为0。
从案例的统计数据来看，有53.8%的案例中没有形成多元化观点的表达场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评论中存在一种处于“绝对优势”的观点引领意见的表达。
（四）结果变量的设计
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为“大妈”负面形象的形成，因此在具体案例中，案例中把“大妈形象是否为负面”作为结果变量。具体而言，以微博平台上关于具体事件的舆论作为衡量“大妈”负面形象是否出现的一个指标：通过微博爬虫及相关舆情研究、分析工具，查看相关事件中关于大妈负面性舆论的占比程度如何。
若在具体案例中，微博平台上关于大妈的负面性舆论占比达到2/3，则认为“大妈”负面形象形成，赋值为1；若在微博平台中，关于具体案例的负面性舆论占比不足2/3，则认为“大妈”负面形象没有形成，赋值为0。
三、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一）真值表建构
在对变量赋值后，本研究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码，汇总之后得到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数据组合真值表（Truth Table），以此作为QCA分析的基础。根据上述分析，研究选取了“媒体态度objective”、“网媒参与度online”、“首发平台platform”、“事件属性attribute”、“情感互文intensify”、“主体回应respond”、“冲突关联related”、“观点多元diverse”这8个变量作为条件变量，解释“负面形象result”这一结果变量，建立如下真值表：
（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通过计算一致性，得出某一条件变量或某些条件变量的组合，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案例的结果所共享；通过计算覆盖率，测量条件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出现（何俊志，2013）。一致性和覆盖率分别从必要性和充分性层面对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估（Ragin，2006）。
根据Schneider（2012）和Wagemann（2012）的论述，如果条件X是结果Y的必要条件，那其一致性指标的取值应大于0.9。在本研究中，对单个变量是否能构成“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结果，“网媒高参与度”的一致性大于0.9，因此成为“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别的变量一致性均小于0.9，不足以构成“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必要条件。
（三）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将表3数据输入QC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由以上分析数据可知，以下两种覆盖比例最高的组合是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最典型组合：
objective*~platform*attribute*~respond*~related*~diverse*online（0.25）
~objective*~platform*~attribute*intensify*respond*related*~diverse*online（0.25）
=媒体报道客观*网媒首发*负面事件*主体未回应*无冲突关联点*观点不多元*网媒高参与度+
媒体非客观报道*网媒首发*非负面事件*有情感互文*主体有回应*有冲突关联*观点不多元*网媒高参与度
据此，本次研究得出“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2条组合路径：
1.网媒首发*网媒高参与度*负面事件*主体未回应*未形成多元观点
该组合路径的含义是：当“大妈”在具体事件中的行为不能与当下社会所要求的各种规则制约体系相契合，而其自身又没有参与到关于事件的讨论中来，在意见的多元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经由网络媒体首发并引发网媒较高参与度的“大妈”事件往往会建构该群体的负面化形象。在本次研究中，“案例8：云南大妈水源地洗澡”和“案例10：西安大妈公交上踢醒小伙要求让座”等案例就代表了这种组合路径。
在案例10中，名叫“叫我小鞋匠天天”的用户发微博称自己乘坐公交车时，被刚锻炼完的大妈用脚踢醒要求让座，并称这种行为太“流氓”。引起不少网友共鸣、纷纷吐槽自己乘坐公交车时曾遭遇的“奇葩”经历，最终形成关于“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但后来却有网友指出，这位博主是微商，发博事件纯属炒作、想火。纵观整个事件，这位大妈都没有通过社交平台对事件做出回应，媒体也只是联系这位小伙进行采访，但这位大妈却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大妈群体未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辩护或是声张。虽然“踢醒小伙”事件刚一听负面化色彩颇重，但事实究竟是否真如这位博友所说，却因事件一方及亲历者的话语缺位而无从得知。而可以明确的是：在该事件中，当事双方在网络舆论场争夺中的地位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等性。
2.网媒首发*网媒高参与*媒体非客观报道*有情感互文*有冲突关联*观点不多元
该变量组合的含义是：如果“大妈事件”经由网络媒体首发，有较多的网络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曝光，同时在报道时表现出较强的倾向性，而在此之前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所以导致该事件中的公众获得既有的情感强化，又与社会的深层矛盾冲突相关，意见多元化表达的局面未能形成，这种情况下，“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可能性就更高。聚焦本次研究，“案例3：北京街头老外撞大妈事”就代表了这种路径组合方式。
2013年12月3日上午，一条“有图有真相”的“扶起摔倒中年大妈，外国小伙疑遭讹诈”的网络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放在首页醒目位置。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位中年妇女碰瓷外国小伙，得到1800元才作罢离开。与此同时，在各大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人们也在广泛地讨论与传播，形成巨大的舆论反响。不少难明真相的网友评论道：“国内没生意了，做海外营生了”，“这位大妈是第一个逼着外国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人”，“走自己的路，离大妈远点！”但随着事件挖掘的不断深入，其实并不是大妈讹人而是老外撞人。新闻的作者同时也是图片的拍摄者并没有亲历整个事件，只是开车途中看到外国男子正在扶倒在地上的大妈，大妈情绪激动，于是下意识地以为是大妈讹人想多要点钱。同时通过警方的查明，撞人的老外属于无证驾驶。媒体报道事件时，并没有经过调查取证便疯狂转发，而事件的一方是外国人，一方是东北大妈，导致此事件除了牵涉“摔倒讹人”的语境，还掺杂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族群背景，一些人由此联想到了“国家形象”、“民族尊严”等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中的矛盾，从而激发了公众对于“大妈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强化了受众心中对大妈形象的负面印象。
四、结论与讨论：主体话语缺席与负面形象形成
“场”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具有空间位置的指涉与表征（刘建明，1996），“舆论场”即舆论形成和存在的空间。基于第三部分定性比较分析及对数据结果的阐释与呈现，通过对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整体机制进行提炼与概括，最终发现“大妈”负面形象及负面舆论形成中的“网络舆论场”效应：
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或者话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感染力度越大，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越大（尹嵩，2015），本次研究发现网络环境下热点大妈事件或议题大多饱受争议，明确的是非对错很难轻易做出判断，由此为话题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而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技术变革，大量网络媒体参与到争议事件或热点社会事件的信息披露与传播中来，不自觉间成为舆论弥散与形成的“动力引擎”；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网络愈发开放而富有弹性，关系网络的非平衡态成为热点事件孕育的温床与新权力涌现的基础（余君，2013），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热点“大妈”事件不少都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心理作为内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与不安、矛盾和压力尚无法在短期内消除或得到缓解，网络却在不经意间促进社会关系赋权的重大变革，个体因话语平权和广泛参与网络讨论的实现，得以在更高层次的价值和影响力形成方面发挥作用（喻国明、马慧，2016），紧绷而敏感的社会场域很容易失衡，从而为“大妈”负面网络舆论形成提供了时代语境；然而，与这种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关涉主体“大妈”在网络环境下被热议所体现的“群体在场”与较少参与网络互动所体现的“自身话语缺失”之间的矛盾，根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大妈”作为中老年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网络舆论中发声较少，“缺席必然挨骂，这是一个基本的舆论规律。”（曹林，2016）加上网络环境中“沉默螺旋”的隐性规约，极易引发一边倒的舆论声势，加速大妈负面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建构。而在一次次的争议性热点事件的负面情绪累积下，“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及舆论场域表征变得愈发深刻而凝固。来源：人民网研究院 韦国峰、张冬梅、李英红、谢军、卢茜
文章原标题：杭州公关公司:“大妈”群体负面形象的形成路径
